梦回，武汉

不过，现实中也存在例外情形，比如：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当相对人意思表示的撤回可能影响到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时，能否撤回则值得斟酌，即是说，当行政机关处理程序的进行已发生不可回溯的效果时，特别是影响公共利益时，相对人意思表示则不得撤回。

有关海事和海商司法管辖权的所有案件。同样以缔约为例，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愿意向公众提供缔约信息以获取公众支持，并直接吸纳私人参与缔约谈判，其中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

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看，在此只需要强调，宪法只需也只能为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确立基本指南，而不可能解决国际法在国内适用时遇到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甚至只能在个案中通过一国的行政、司法乃至立法机构，以及与私人或外国主权者之间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并且，他似乎接受基于法院实践总结出来的结论，即法院的作用是支持性的{16}(P148)。一方面，对外关系法在国内场域运行，因而本质上属于国内法或国内法律过程。另一方面，对外关系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也有所不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不乏有法院直接援引特定国际条约作为裁判依据，但绝大多数只在法律说理时予以援引，而不作为具体的裁判依据，至少不明确援引特定的条款款项{38}(P140)。

《美国对外关系法诠释》(第三次)的首席报告员路易斯•亨金的主张代表了多数美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2]。第二，虽然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可能干扰行政部门的对外关系决策，但实践表明，法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遵从行政部门的决定。同意的分层和动态化并不是目前的实然状态，而是一种应被追求的理想状态。

今天，知情同意普遍地被各国法尊崇为调整医患关系的基石。当社会步入大数据时代，数据量之大、数据处理之频繁远非小数据时代可比，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和更加复杂的问题，建立于小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原则与规则捉襟见肘，是不难想见的事实。2.同意的成本上升 同意的获取需要付出成本，包括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使获得同意的成本较小数据时代大幅飙升。关于什么是大数据，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统一的定义。

空白同意（Blank Consent）是一个与概括同意相近但不等同的概念，顾名思义，其对样本在未来研究的使用完全不设限制。特别同意僵化的短板通过动态同意可以得到弥补，而概括同意不具体的弊病也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以此为鉴，对一般个人信息的宽泛同意也必须以监督机构的严格把关为前提。[33]再次，对个人信息权的损害不应作狭隘的理解，除了隐私泄露、名誉损害、基因歧视等明显损害，信息处理未经本人同意就使人丧失自我决定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损害。在我国，虽尚无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但相关的法律规范均将知情同意作为重要的原则，如《网络安全法》22条第3款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基于此，应对披露的信息进行过滤，不追求毫无遗漏，而只披露实质信息。

在大数据的影响之下，知情同意原则困境重重，正在失去原来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知情同意原则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性格之所在。第三，对宽泛同意应以严格的监督审查相配套。[48]各种各样新颖的改革方案被提出，观点之多不胜枚举，此处仅举其要。

各种替代方案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个人不信任的基础上的，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希望寄托于某种外部力量，诸如信息处理者信义义务的履行、主管机构的监督。针对大数据条件下信息处理频繁发生、目的难以预先特定、场景多样化等特征，理想的知情同意模式应保持足够的灵活性，能从容应对各种变化和多元的局面，并避免对信息处理者和信息主体造成沉重的负累。

这一准则在国际上奠定了早期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应当看到，宪法化的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人格权并非排斥的关系，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民法人格权提供了解释依据。

（3）开放同意（open consent），即将信息置于开放的数据库中，供大众自由获取。知情同意原则之重塑，应坚持以自主为核心价值，以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理念，巧妙设计适应大数据需求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同意是有范围的而不是无边界的，原则上讲，如果利用行为超出同意的边界，则原同意失效，需重新获得同意。当组织样本是由患者捐献供作研究时，则实现了知情同意原则适用情境的三位一体。1914年的Schl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6]案是知情同意原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第一层信息应告知给所有的参加者，第二层信息则由个人自愿选择。

[23]See Alessandro Mantelero，Regulating Big Data. The Guidelin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Framework，Computer Law Security Review,Vol.33,No.5(2017),pp.584，587. [24]See Leecia M.McDonald Lorie Faith Cranor，The Cost of Reading Privacy Policies，A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Vol.4,No.3(2008),pp.540-541. [25]参见吴泓：《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28页。生物资料库除了自己从事研究，更主要的是为研究者提供样本资源的服务平台，不特定的二级研究者从生物资料库获取生物样本，与参加者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同意应当是具体的，其作为原则性要求应当被保留，与此同时，应当容许宽泛的同意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存在。从比较法来看，一些原本只保护身份可识别样本的国家正在修改法律，将身份不可识别的样本一并纳入保护范围之中，典型代表如美国。

[5]参见张文显：《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48页。知情同意程序中应当有征询信息主体同意偏好的特别设计，并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同意选项。

因此，研究者每要超出原来特别限定的同意范围开展研究，就要再次获得特别的同意。为此，需改变一刀切式的静态同意模式，实行个性化、分层化、动态化的新模式。[67]某种同意模式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但知情同意本质上是个人自主的问题，并非适合多数决的事项，持不同立场的少数者的自主利益也应得到保护。撤回权原本就是同意权的题中之义，在宽泛同意为大数据之便大开门户的情况下，以撤回权为信息主体预留出口，意义尤其重大。

普遍的观点认为，身份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即只有那些可据以追溯到所属者真实身份的信息才是个人信息，其构成了信息主体的人格剖面图。信息主体常常注意不到隐私政策中的关键条款，而且不能理解一些专业性条款。

知情同意的理论预设是信息主体是具有同意能力的理性人，这一假定在偶尔针对少量信息而作出同意的小数据时代成立，但在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则发生崩塌。6.有利于研究者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和偶然发现向参加者反馈。

个人信息早就存在，但是，个人信息保护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矛盾的空前激化更是大数据时代的议题。信息处理者的疏于告知可能带来承担责任的法律风险，事无巨细的告知则使信息处理者不胜其烦，对信息的甄选分类又将增加额外的成本负担。

曾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帝王条款的知情同意原则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吗？在笔者看来，困境与挑战确实存在，但在当前言及知情同意原则的死亡，实在是过分地夸大其词了。网络技术的发达提供了这种可能，知情同意的电子化、网络化正在成为一个发展趋势。知情同意原则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成为了一个疑问而被讨论。知情同意书的签署通常发生在信息收集之时，而对信息的实际利用则发生在其后。

第二，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一项法律术语，所使用的主语境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下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对库存样本的后续利用都无需再获得同意，那么参加者的自主又如何实现？生物资料库知情同意模式的革新都是以上述争点为中心而展开的。

[26]再者，同意并不总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形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不必经过同意，这样的例外规定在各国法上普遍存在且呈现增多的趋势，使得知情同意原则逐渐被蚕食。特别同意对生物大数据的研究利用造成障碍，概括同意作为对特别同意的矫正部分化解了困境，却又因失于宽泛而饱受诟病，继而，各种折中改革方案被提出，特别同意和概括同意在立法中被进行新的整合，改革呈现迂回的前进。

[17]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第34页。这种模式将研究相关的所有信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分层，并分阶段地提供给参加者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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